《高汾老师》

    今天是教师节，我要写写经济日报著名记者高汾老师，因为她在40年前是参与创办经济日报的记者之一。回想一路走过的风风雨雨，总有一些令人难忘的人或事浮现在眼前。高汾老师早在抗战时期的广州、桂林、重庆等地，就是活跃于新闻界的“美女记者”，但她的认真、敬业、勤奋、执着的精神更为熟悉她的人们所敬佩。

    高汾老师是我所认识的新闻界人士中，没有任何人比她资格更老的新闻界前辈。我们在一个办公室共事五年多，她是循循善诱、解疑释惑的老师，如果当年没有她的大力举荐，我可能不会从事新闻工作，至今可能在某个热门或者冷门的职业上默默无闻地做着力所能及的工作。所以我想写写令人尊敬的高汾老师。

    ①高汾老师的家是典型新闻之家。我至今清楚地记得，高汾老师从经济日报离休时，已经是经济日报社中革命资历最长的记者，没有之一。她离休前多次盛情邀请我们部门的人去她家吃饭，那个时候请人到自己家里来吃饭，尽管未必是山珍海味，却是一种建立在非常信任基础上的高规格礼遇，与现在动辄约到饭店聚餐不可同日而语。当时王浩天、毛铭三带着我们部门所有人到高汾家出席家宴。具体吃的是什么饭菜已经记不清了，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高汾老师家的书太多了，名人的书画作品也很多。我那次还见到了高汾老师的丈夫高集老师及女儿高宁和女婿张宝林等。高集当时是人民日报海外版负责人，女儿女婿都曾是“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最早一批的新闻研究生，后来又都成为人民日报记者，并且是成果颇丰、知名度很高的记者。张宝林还担任过市场报总编辑、华夏时报社长兼总编辑，中国残联研究室主任等。著述颇多，尤其对古诗词颇有研究，作品常见于报刊或网上。后来我们偶尔在一些新闻发布会上见面，每次遇见都倍感亲切。

    现在我与张宝林虽然有微信联系，但自从新冠疫情袭来，见面还是很不容易的。记得上次见面还是9年前，在北京八宝山的高汾老师告别仪式上，当我握着张宝林和高宁的手，劝他们节哀保重，并说了一些以后多联系之类的话。他们点点头，诚挚地对我说：“我母亲以前常常念叨你呢……”

    我听张宝林他们这样说，心里很感动。自从高汾老师离休后，新民晚报又请她帮忙，我们曾经在一些公众场合相遇，但我竟没有专门探望过她。我记忆中全是和高汾老师在一个办公室工作的情景，更准确地说我的办公桌与她的办公桌是对着的，真正是低头抬头都能见到的同事。我从她身上看到与人为善、和蔼可亲的形象，以及认认真真做一个记者的敬业精神和基本素质……回首往事，岁月如梭，逝者如斯。

    ②高汾老师是一位老资格新闻工作者。其资格之老，仅举几件小事即可令人叹为观止。1945年毛泽东同志到重庆谈判，曾经分批接见过社会各界进步人士。作为重庆新闻界著名记者高汾和丈夫高集受到接见，并在各自心目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到了1949年9月17日，在毛主席出席“新政协”筹备会一次会议的间隙，毛主席正和一些人谈笑风生，参会的高汾便主动迎上去。当时高汾觉得，虽然4年多前在重庆时曾经受到毛泽东接见，但时过境迁，这事肯定早已经忘了吧。谁知毛主席握着她的手笑着说：“你叫高汾吧？”这让高汾吃了一惊。周总理在一旁说：“她的爱人叫高集，大公报的。”主席幽默地笑着问：“你的那个‘高’呢？”看来毛主席记忆力非常好，不但记得她，还记得高集。高汾如实回答。主席为了缓和气氛，看到高汾脚上穿的鞋子，便开玩笑地问：“你脚上穿的鞋子，在上海叫什么名字啊？”主席看到高汾一时无言以对，便又自问自答地解释道：”这种鞋子，在上海叫‘空前绝后’！”大家一听，都盯住高汾的脚看，才恍然大悟，爆发一阵笑声。原来高汾穿的是一双皮凉鞋，前头露脚趾，后面露脚跟。从那以后的一段时间，许多人开玩笑叫她“空前绝后”。

上图为上世纪三十年代末，高汾（前排左一）与《救亡日报》同事合影。

    高汾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陪都重庆是新闻界的知名人物，曾经在郭沫若、夏衍等人领导下工作，与很多大人物都有交集。1945年3月18日，高汾与高集结婚（见下图），重庆的新闻和文化界名流云集，郭沫若当场在签到簿上题了一首诗，其中四句是：“宏抒康济夜深时，各具生花笔一枝。但愿普天无匮乏，何劳双鲤系相思。”

    郭沫若在诗中表达了对这两位年轻人新婚的祝福。我们受邀到高汾老师家聚餐时，我看到郭沫若这幅字就挂在她家的客厅里。虽然经历了四十多年风雨，纸张有些发黄，颇具沧桑感。当时我们还看到黄苗子写的一幅对联就粘在客厅与卧室之间的门框上，因为她家中有很多名人的题字或书画等作品，随处可闻见翰墨书香，很多作品都会令人倍感珍贵。

    当年高汾与高集结婚时，周恩来刚好回延安办事去了，他回来后，为表示祝贺，专门设宴招待“二高”，同时受邀的还有金山、张瑞芳和黄苗子、郁风两对新婚夫妇。周恩来高兴地招呼大家说，这是为三对新人补办婚宴……在那时的环境下，所谓婚宴，只是简单平常的菜加一点酒而已。但总理的一番情意，永远铭记在他们的心头。

    1949年夏日的一天，高汾接到周恩来请她和新闻界的十几位朋友吃饭的通知，其中有邓季惺、浦熙修、彭子刚、储安平、胡愈之等人，总理特意向高汾询问高集的病情，邀他尽快到北京来治病。并立即嘱咐宦乡同志等抓紧办这件事。高集三天后来到北京，住进了北京饭店。几天后，总理突然来饭店看望高集，就像1946年高集在南京“下关事件”中被反动分子打伤后，总理亲自跑到医院看望他一样。高汾见到此情此景，回忆往昔峥嵘岁月，感慨颇多。

     ③高汾老师是位做实事不愿张扬的人。其低调做人做事，数十年如一日。我没有见到高汾老师之前，便已知道了对方，牵线人是著名的文艺评论家王云缦。当时我和王云缦都在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审读处共事，工作是将国内出版社即将出版的新书先印少量白皮书供我们审读，类似于国家的图书审查机构，是“文革”特殊时期成立的一个只存活了不足十年的机构，该机构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不久被撤销。王云缦是著名电影理论家，文革前曾担任《大众电影》杂志主编，刚刚由审读处调到北京电影制片厂。

    有一天，中国财贸报（经济日报前身）记者黄文夫（后任中华工商时报总编辑）到我所在的审读处找他的同学办事，恰巧该同学不在，我便让座并给他倒了一杯水，攀谈起来。黄文夫看到我不久前刚在杂志上发表的两篇文艺评论，突然问我，你到我们报社来当记者吧，愿不愿意？我表示很感兴趣，黄让我写个简历给他，他推荐给报社领导。我当即拿笔写了一页纸的简历，交给黄……

    黄文夫带着我的简历刚刚离开，王云缦来审读处办事，我告诉他想调到报社当记者。他很支持，并说，中国财贸报有位老记者叫高汾，是已经认识二十多年的老朋友，应该能帮上忙。王云缦当即给高汾打电话，他在电话中说了不少我的好话。原来高汾竟和黄文夫是一个部门的同事，此时黄文夫正在返回报社的路上……高汾在电话中告诉王云缦，自己年龄大了，很希望找一位喜欢文艺的年轻记者协助她……我喜出望外。

    这次调动因为偶然的双管齐下，第二天下午就接到了报社政治部马玉茹主任打给我的电话，让我去报社面谈……由此我轻而易举跨进了新闻界的大门。我到报社报到的当天，毛铭三主任带着我到各个办公室与大家见面。当时报社不到五十个人，我们一圈转下来，我当时只记住了一个人——高汾老师，一位和蔼可亲、举止优雅的阿姨。后来有人断断续续告诉我，是高汾老师反复找了几位相关领导，将知道的情况和盘托出。因为高汾在报社乃至新闻界都是德高望重的革命老前辈，她的推荐力度很大，说的话很有分量，再加上黄文夫是报社的骨干，我从此改变了命运。值得我永远感谢他们。我与高汾一起工作后，她对我处处关心，循循善诱，热心辅导，提出建议，布置选题。她当时已经60岁出头，身上却始终洋溢着一股朝气和活力。她家住的离报社很远，每天挤公共汽车上下班或出去采访。有时忙起来，偶尔也会在办公室的简易床上过夜，第二天从单位直接出发去采访。

    当时我对新闻业务一窍不通，便常常跟着高汾老师到各处去采访，参加各种座谈会、新闻发布会，向她学习怎么写新闻报道，怎么向一些名人约稿。我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两部财贸题材电影反响很好，一部是李文化导演、洪学敏主演的《白鸽》，另一部是董克娜导演、冷眉主演的《金鹿》。报社对这两部电影很重视，分别组织北京百货大楼和西单商场的员工召开座谈会。我的任务是协助高汾老师联系编导演们及方方面面的人员参加座谈会，并将座谈会上大家的发言整理发表。高汾老师主持座谈会，在会议冷场的时候，她热情鼓励积极引导大家畅所欲言。这两个座谈会开的很成功，根据大家的发言，整理成两个整版的座谈会纪要，都是高汾老师字斟句酌整理出来的，反响很好。我跟随高汾老师工作的那些年，陆续采访了谢晋、谢添、秦怡、于蓝、陈强、于是之、赵子岳、于洋、艾青、谢芳、王晓棠等一大批活跃在文化界的知名人物，使我看到了一位老新闻工作者出色的公关能力，以及“朋友遍天下”的人格魅力，还在她身上学到了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也领会了写新闻和组织稿件的基本知识。

    ④高汾老师是新闻界的传奇人物。她是江苏江阴人，生于1920年，18岁在广州加入夏衍领导的《救亡日报》，投身党的新闻事业，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皖南事变后，《救亡日报》被迫停刊，她根据党的指示转移到香港，在沈雁冰领导的香港文艺通讯社任记者兼干事，后到东江游击区从事抗日斗争；1942年1月至1949年5月，先后在江西赣州《正气日报》、重庆《新民报》、上海《大公报》担任编辑、记者。后来和爱人高集一起，穿梭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活跃在神州的新闻舞台上。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大公报》记者、编辑、首都记者组组长。

    上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高汾和姐姐高灏是新闻界的姐妹花，她和爱人高集是著名的新闻伉俪，他们的足迹遍及全国各地及世界上的一些地方。高汾一生采写重要新闻无数。郭沫若称其与丈夫高集是“各具生花笔一枝”，应该是恰如其分的。在半个多世纪的新闻生涯中，高汾采访过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叶挺等领袖人物，以及爱伦堡、聂鲁达、乌兰诺娃等国际文化名人。撰写过报道开国大典的新闻《开幕盛典》《震撼世界的一日》，还报道了新中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等重大政治活动。1949年7月，周恩来邀请了高汾等11位赫赫有名的新闻界人士到中南海颐年堂聚谈，可见其在社会上及新闻界的地位和知名度。新中国成立初期，高汾曾作为中国妇女代表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亚太地区妇女代表大会；作为记者采访亚太地区和平会议，写下大量消息、通讯、特写和专访，向全世界展示了新中国的形象。但她一生低调，从不以名人自居，她给人的印象永远是谦恭和善、具有职业敏感和认真敬业的人。

    ⑤高汾老师是位饱经风霜与磨难困苦的人。她从事革命工作七十余年，始终与人为善，助人为乐，一副菩萨心肠。令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是，性格随和、气质高雅的高汾老师竟然曾经被错划为右派。因为我没有经历过那场磨难，而高汾老师也从未认真和我提起过，可能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苦难岁月吧。因为在那场运动中，高汾老师仅仅说了几句心里话，结果在“反右”风暴中横遭厄运，被送往“北大荒”劳动改造。

    1958年3月的一天，京城春寒料峭，高汾老师奉命到前门火车站集合，搭车去东北边陲的北大荒劳动改造。上了火车，才知道这趟列车是为解送一千余名“右派”而开的专列，目的地是黑龙江省东部距兴凯湖边境线不远的密山车站。在火车上，四顾皆“右派”，满目尽“牛鬼”。同单位的相互寒暄，不同单位的相互认识，经过攀谈，得知这趟专列上有很多是文化部系统各个行当的人才，如电影演员张莹、郭永泰、李景波，漫画家丁聪，书法家黄苗子，以及报社记者萧离，东北鲁迅美术学院院长杨角等。“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共同的遭遇，拉近了彼此间的距离。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善良的，甚至是天真的，即使遭到非理性的不公正对待，依然以理性的思考来领会来解读党的改造政策。这些右派到北大荒后，在监督下劳动，开荒、养猪、种菜种豆、伐木都干过。劳动强度大，有人曾一顿吃两斤麦面烙饼。有时粮食供应不上就要天天忍饥挨饿，而劳动强度仍然很大。有时一天吃两顿苞米稀饭，定量为每人二三两，有人饿的面黄肌瘦，腿脚浮肿，有一次竟一下子就病倒了十余人，也有人因病致死，或经受不住精神迫害而自杀……

    高汾老师瘦弱的身材，竟然经受住了那冰天雪地九死一生的磨难。她在那期间曾经写了一些日记记录下了那段艰难的岁月，但由于当时的特殊氛围，她记载的很简单，而且后来也很少向他人讲起。张宝林曾经整理过高汾的日记，发现其中记载的痛苦经历并不多。高汾就是这种性格，她已经学会了逆来顺受，忍辱负重，因为她经历过的危险与苦难太多了。人有时候很渺小，只能随遇而安，泰然处之。她在那个特时期与很多著名“右派”成为患难之交、推心置腹的朋友，这种在特殊年代结下的友谊一直延续下来。当高汾老师终于回到北京，重操旧业写稿办报的时候，这些曾经的难友成为她的作者或受访者，因此她能够写出来或约到高质量的稿件，而其他人没有这个条件。

    后来，高汾老师长期在大公报、中国财贸报、经济日报担任记者，一生撰写消息、通讯、散文随笔、报告文学愈千篇，约来的重点稿件更是不计其数。离休后，她又被新民晚报聘为驻北京记者。为之撰稿和约稿，直到年届九旬，仍然笔耕不辍，因此被该报同事誉为“终身荣誉职工”。

    ⑥高汾老师是位朋友遍天下的记者。她七十余年的记者生涯，人们都知道她神通广大。1981年10月1日是国庆节和中秋节，两个节日难得撞在一起，大约19年重合一次，属于喜上加喜。为此，高汾老师专程到当年一起被错划为右派的难友吴祖光家，请新凤霞画了一幅象征着喜庆吉祥的写意画，又请吴祖光先生在画作上题词。才华横溢的吴祖光先生当即在这幅画上题了两句诗“国庆中秋二美兼，人间天上喜团圆。”吴祖光和新凤霞共同创作的这幅诗画作品堪称珠联璧合，乃艺术极品。我为了写此文，前几天竟翻出了当年这幅画的黑白照片（见下图），还是经济日报摄影记者尹大明拍摄的。因为当时报纸上用的画都要先拍成照片再制版，这幅照片竟然保留到现在，而原画在宣纸上的作品则不知去向。

    中国财贸报十分重视和繁荣财贸题材电影创作，为此开辟了系列报道与评论专栏，毛铭三老师还为之创作了漫画作品。高汾老师多次约一些电影名家为之撰稿，还多次跑到当时的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夏衍家约来稿件，作为这次讨论的压轴之作……高汾老师与这些文化界名人们如果没有很深的交情，是很难获得这么多高质量稿件的。

    记得1982年夏天，邓颖超同志邀请了高汾老师等几位抗战时期就参加革命的著名女记者到家中小聚，高汾老师回来后写了篇散文发表在《中国财贸报》上。我的一些新闻界朋友看到后对我说：“你们报社的高汾真了不起呀！路子太广啦！”他们的敬佩之情，溢于言表，而言外之意，不言自明。

    不久之后，我们一同参与了创办《经济日报》的工作，那期间报纸上很多名人佳作是她约来的，经过她的编辑，安排在报纸的画龙点睛之处。我记得在1983年《经济日报》创刊号上刊登了当时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吴作人创作的一幅雄鹰国画《极目千里》，很引人关注，那幅作品就是她到吴作人家里约来的。后来在庆祝经济日报创刊两周年的时候收进画册中，也拿出来展览过，那可是难得的艺术精品啊。

    ⑦高汾老师是位敬业而细心的人。记得我刚到报社后不久的一天，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刘秋霖来电话找高汾老师，他称已经获得批准将拍摄立体影片《欢欢笑笑》，这是文革后第一部立体电影，盛情邀请高汾老师参加第二天上午的开拍仪式。高汾老师放下电话对我说，你明天和我一起去吧，这个电影的主演韩月乔,戴兆安,梁丹妮,吴素琴等都参加。你顺便也认识一下这些电影圈的人，以及别的报社跑影视剧口的记者，将来采访或联系采访的线索就方便了。我第二天上午如约到了北京电影制片厂门口，高汾老师已经提前到了。这令我很感动，因为我知道她家住人民日报社院内，要换乘三次公共汽车到北太平庄，然后还要再走一站地，才能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后来我才知道，高汾老师为了不耽误到北影厂的采访，头天晚上就睡在办公室的简易床上。我们那天参加的电影开拍仪式很隆重，电影界的很多名人都来了，高汾老师与他们都很熟，并把我介绍给他们，使我大开眼界。开拍仪式持续到中午才结束。我们回到报社已经过了午饭时间，而当时饭馆很少，我们走了很远在才在西四附近找到一家小饭馆，高汾老师执意要请我吃饺子，却坚决不要我的钱和粮票……那个时候买粮食制品要用粮票，大家都按定量供应，主办活动的单位一般是不为客人准备午饭的，当然也还没有发放误餐费之说，记者们都是凭着一股对新闻执着追求的精神。

    高汾老师出生于平民之家，在姑姑帮助下读完初中。她学识渊博，气质端庄，举止优雅，含蓄内秀。因为经历的事情多了，也懂一些老规矩或老讲究，但她又十分随和。1984年底，我们编辑部的小何要结婚了，小何是位不喜欢张扬的人。同事小张悄悄地和我商量应该送点什么礼品表示祝贺。当时康巴丝石英钟很时髦，我俩商定一起出钱买一个当礼品送去。这事情不知道高汾是从什么渠道知道了，有一天办公室就剩我们三个人时，她对我和小张悄悄地说，你们给小何送礼时也算我一份啊，该要我掏多少钱就告诉我！多少钱都没关系。过了几分钟，她突然问：“你们准备给小何送什么结婚礼品啊？”我随口说买个挂钟当礼品。高汾老师笑了笑，点点头。然后若有所思地说：“结婚送挂钟是不是不特别合适啊？”小张不解地问：有什么不合适吗？她说：“有人会不会觉得‘送钟’这两个字的谐音是‘送终’，是不是显得不吉利呀？我和小张顿时目瞪口呆，因为都没有想到这一层意思。高汾老师看到我俩惊讶成这样子，便不好意思地笑笑说：“当然我不是嫌这个礼品贵，其实送什么礼品都行，都是代表咱们的祝福啊，小何没有别的想法就好……”

    高汾老师一生都对工作极其认真、执著，但在有的事情上也免不了闹出一点小笑话。经济日报创刊时是在北京西黄城根南街九号院办公，大院中还有国家经委等机构和一些警卫部队，卸任后的华国锋同志还在那个院里住过一段时间。九号院中有两大间男女浴室，这在当时的一些机关单位是一项很重要的福利，每天下午四点钟浴室开放，一时间人满为患。有一次快下班的时候，小何刚刚洗完澡回到办公室，高汾老师便随口问了一句：“小何呀，现在洗澡的人多吗？”小何一愣，开玩笑地说，那我可不知道，咱胆子再大也不敢进女浴室看看人多人少啊！反正男浴室里的人跟煮饺子似的……这番话惹得人们哈哈大笑。

    ⑧高汾老师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记者。但她从不愿意向别人提起当年的荣耀，那是一种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感受，我与她共事期间很少听到她讲自己的光辉历史。我断断续续地从她周围的一些老朋友口中知道了一点情况，使我对她肃然起敬。高汾老师从青年时代起就投身党的新闻事业。战争年代，她与丈夫高集以新闻记者的身份秘密地为党工作。那时候，年轻的女记者高汾疾步奔走在波浪般起伏的长江两岸、黄河上下、长城内外，玉树临风，落笔有神。神州处处都留下了她跋山涉水采访的足迹，她写下了大量优秀新闻报道，对新中国的成立及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社会上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我看到高汾老师多年前写过的一些文章，笔锋细腻，才华横溢，有时便想，当初如果她走上作家之路，应该会成为一位蜚声文坛的优秀女作家。即使是现在，我们仍然能从她写的文字中窥见一斑，例如她在对体力劳动的赞美时写道：“劳动是有趣味的”“劳动时一定要付出全部精力，越使劲，越不易觉得疲劳。”“人，当他掌握了一种技术时，是会极度愉快的。”“感情是通过劳动改变的。”高汾除了对劳动的赞美显示自己的真诚，在紧张的劳动之余，笔下还流淌出大自然的风光美丽。她在文章中写道：“土地是湿润的、柔软的，踩在上面，像踩在厚厚的地毯上。肥料颗粒落到苗叶上，发出轻盈的‘沙沙’声，美妙无比。最愉快的时刻是一阵微风吹拂过来，身体和心情都舒畅，加上阳光普照，蚊子、小咬（一种叮人的小飞虫）都跑了。”“黎明时刻，旭日东升，天边有两道雾带，一道是兰色的，一道是浅灰色的，血红的朝阳镶嵌在中间。近处的丛林层层叠叠。我们沿着公路的斜坡，往东方走，仿佛是走向天边的神话境界。”“天上，云卷云舒；地上，麦田像绿色的地毯，向远方延伸出去；远处，有深山密林；身边有鸣唱的百灵鸟，粉色的土豆花，初展的南瓜花……对生活该满足了，一切个人的得失该抛弃了。”高汾老师观察事物细致入微，文笔优美，落笔有神，大自然也确实是美丽诱人的。但请不要忽略高汾老师那句名言：“对生活该满足了，一切个人的得失该抛弃了。”

    高汾老师即便九旬高龄，她的思维始终是清晰的，而且坚持独立支撑着步行。有一次她回忆说，当年奔走在重庆弥漫着雾气的大街小巷中，从来没有感觉到疲倦，一起来来往往的记者中，在漫长的岁月里逐渐地凋零了，如今只有自己了……当年风华正茂之时，她即投身新闻事业，追求自由民主、科学和法治。现在，这个追求要由年轻一代薪火相传。高汾老师的一生都在追求美，无论是她的天性、人格和生活，还是从她笔下流淌出来的文字。

    ⑨高汾老师是抗战时期最活跃的记者群中最后一位报人。她是上世纪四十年代陪都重庆著名文化团体“二流堂”中最后一位成员，此前，夏衍、吴祖光、郁风、丁聪、黄苗子等人物都已先后辞世。高汾的离去使这本浓墨重彩的历史编年体或纪事体大书合上了最后一页。张宝林根据史实创作了《各具生花笔一枝——高集与高汾》，展现了上个世纪文化战线上的知识分子的精彩人生，出版后好评如潮。

    高汾去世后，她的挚友袁鹰、曾敏之、邵燕祥等纷纷撰写文章和挽联挽诗，对她表示悼念。许多人都用了一个词：“好人”，这是对她职业精神和善良品性的最简单也是最崇高的评价。谭文瑞的挽联是：“历经坎坷服膺真理;一生敬业恪守良知”。

    曾敏之的挽诗是“家国艰危不顾身，投笔两战献青春。英名巾帼传文史，白发挥泫奠故人”。

    前几天我在家整理书籍，突然从一本画册中发现一张黑白老照片，我一看是多年前与经济日报同事高汾和高集夫妇及几位艺术家的合影，是我们参观重庆国画院院长杨鸿坤先生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画展时的拍摄的，当时是1984年底。这张照片上面的人除我之外都是名人大家，且都已作古，想到此，一阵难以言表的情愫突然涌上我的心头。这真是“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遗憾的是我以前却没有认真写一写照片中最熟悉的人、带领帮助我走进新闻之门的高汾老师。

    高汾老师是我认识的同事中是参加革命时间最长的人，也是参与创办经济日报的人之一，还是新闻经历最长的革命前辈、著名报人，现在的任何新闻人在她面前都应该有一种高山仰止的感觉。她不愧是一位令人尊敬的优秀新闻工作者，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下图为曾经在大公报共过事的老朋友为高汾（中）做米寿时合影。摄于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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